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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关键之年

2021年,感觉非常漫长与疯狂。

2022年,刚刚开始,哈国的枪声,预示着新的一年充满着不确定性与挑战。

新冠病毒肆虐两年,这场疫情改变了这个世界,加剧了全球不均衡的矛盾和金融的脆弱性。今年,猖蹶的奥密克戎将加剧疫情还是终结大流行?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将抑制泡沫还是刺穿泡沫?新兴国家是否再度爆发债务危机?我们该如何操作?

本文总结去年展望新年。看点:新冠疫情推演、债务-税收-通缩螺旋、债务-货币-滞涨螺旋、全球化竞争性政府。

01

大疫思潮


2021年,社会思潮郁勃。

大疫之年,全球相互隔离,经济稳定器动摇,世界向左,虎掷龙拿,噪音扰人,史称“大疫思潮”。

每当经济下行,人们对经济安全的焦虑和财富均等的诉求就更加强烈。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股平权浪潮,思想市场非常活跃。普通大众夺取了精英控制的舆论话语权,美国左派阵营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纸媒以及后来的网媒,而知识分子在舆论市场上消失了。知识分子为何消失?

在大众传媒时代,尽管真理不由声音大小来决定,但嘈杂的群众声浪还是迫使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另外,当时知识经济崛起,知识分工创造了大量的专业岗位,知识分子从公共舆论市场中退出,进入高校、大型企业、研究院、政府系统成为了职业化的学者,如经济学家、科学家等。经济学家认为,知识分子在舆论市场的消失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最后,煽动家、声如洪钟者、“超级明星”、仁爱无知的文学家站在舞台中央,传播着错误的有害的信息。眼看着谬误满天飞,曾经的知识分子如今过得舒服的学者不再站出来发声。

舆论市场为何会“失灵”?

干预主义是舆论市场失灵的关键。但是,在新闻自由的美国,舆论市场的自由竞争怎么会驱逐良币?这是因为信息具有外部性,信息产权不够明晰,价格机制不充分,难以明确奖励与惩罚。在舆论市场上,一个人发出的言论对应的边际收益与边际风险是不够明确、不够及时。

舆论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导致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丢失。我举个例子。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名的《寂静的春天》,阐述了农药对生态的危害,掀起了环保主义运动。美国国会迫于压力通过法案禁止使用DDT农药。但是,DDT农药被禁止后,疟疾卷土重来,导致非洲每年约百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这一“善良”的环保行动却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不得不重启DDT农药,以控制疟疾肆虐。

当知识分子消失后,舆论市场更加扭曲与内卷。美国左派阵营中的进步派分化出激进派,激进派批评进步派不够坚定,甚至把他们打为右派。在这轮大疫思潮中,激进派更胜一筹,拜登政府数万亿的纾困法案、社会支出法案、基建法案以及绿色新政更多满足的是激进派的诉求。

这场大疫思潮淹没当下最为关键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我们能够随口说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生物学家达尔文、政治家拿破仑的名字,但很难想起一位医学家的名字。比如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创造了疫苗向狂犬病、炭疽病和鸡霍乱发起进攻,奏响了人类征服病原微生物的序曲。想要摆脱这场世纪之疫,主要靠杰出的医学家、有效的疫苗、特效药和大规模的医疗资源。

大疫之下更需要科学精神,研究病毒的复制规律。人类对病毒的起源知之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非细胞型生物早于人类的诞生,是最早出现在地球上的生命体之一。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并长期地与病毒做边际赛跑。何为“边际”赛跑?

病毒,只含有一种核酸,没有自己的代谢系统,它连细胞都算不上,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病毒在宿主身上不断地复制繁殖,一旦离开宿主就无法存活。人类就是病毒的一种宿主,人体是一个包含300多万亿个病毒的大型微生物系统。人类如何在病毒海洋中生存下来?或者,病毒如何在人类体内存活下来?

答案就是边际赛跑。人类与病毒之间是一个边际赛跑的关系。病毒在人体(宿主)内复制遵循宇宙第一原则即趋利避害,如果把宿主杀死了自己也无法存活。但是,这并不是说病毒是个“善类”,因为宿主不只人类一种。每当疫情爆发初期,病毒掠走无数生命,人类的“反抗”才使得病毒向低致死率演化。如果我们无法短期内消灭人体所有病毒,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其“边际赛跑”,即通过疫苗、药物以及人体的免疫系统改变病毒的复制方向。在疫苗、药物及免疫系统的作用下,病毒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呈现高传染率、低致死率的复制轨迹。接着,疫苗覆盖和高传染率共同形成的群体免疫进而降低了传染率,最后的状态是人类在这场边际赛跑中快病毒半个身位。这是人类与病毒长期赛跑积累的经验路径

我们需要关注新冠病毒新一代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与德尔塔相比,奥密克戎的传染率更高、重症率更低。2022年的第一周,全球新增确诊超过1000万例,是2021年4月全球最高峰时的两倍,其中多数是奥密克戎所致。1月4日,英国新增确诊超过20万例,法国27万例,均创下新记录。

但是,南非的一项研究表面,与德尔塔相比,奥密克戎的住院患者患重症的可能性降低了73%。英国的数据表明,奥密克戎所致的严重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11%,相对于德尔塔而言,奥密克戎住院风险降低了25%。

这场疫情似乎正按上述推演的方向演变,疫苗覆盖和特效药使用正在改变病毒的复制轨迹。这是否说明医疗技术正在控制病毒的复制路径,迫使其向医学专家设想的方向演变?国际医学专家正在评估,这波高传染率、低重症率的奥密克戎,是否是一种“天然疫苗”,使得欧美国家快速地形成群体免疫。

美国福奇认为,更应该关注住院人数,而非病例总数。欧美国家如果重症率不高、医疗体系经受得住冲击,他们可能硬趟过去。福奇也认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并不是鼓励人们主动感染奥密克戎。

与病毒边际赛跑的自信来自有效的疫苗、特效药以及大规模的公共医疗资源。高传染率、低重症率的奥密克戎正冲击着全球医疗体系,2022年中国需要大规模增加公共医疗资源。

两年以来,新冠病毒是让世界变得更遭的首要变量。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债务膨胀,通胀高企,社会矛盾加剧。同时,国际之间的贸易稳定器被破坏,国家关系更加脆弱。在扭曲的舆论市场上,焦躁、戾气及攻击将传递到经济及其它层面。哈国枪声的导火索是天然气涨价,当然其背后还有更层次的矛盾。

只有跑赢病毒,全球化重启,世界才可能回归正轨。尽管舆论市场不如菜市场可靠,定然长期摆烂,但至少有更多的市场回归自由价格,更多的人回归正常生活。

2022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终结。所谓的终结,就是我们赢它半个身位。


02

大疫危机


2022年,疫情危机,依然是首要危机,而第二大危机则是金融危机。

大疫之年,全球供应链遭遇重创,主要国家扩张货币与财政,加剧了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债务风险。接下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将进入“窄门”:货币没有扩张空间,进入紧缩周期;财政政策空间不足,债务隐患重重。

通常,当经济增速下滑,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下降,财政政策往往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功能财政政策:增加税收、扩张债务,通过政府之手增加财政投资,扩大基建投入,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也叫需求经济学。

二是平衡财政政策:减少税收、缩减债务,通过市场之手高效配置资源,激励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税收基数。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逻辑,也叫供给经济学。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2021年可谓“大疫税年”,美国拜登政府实施的是功能财政,试图提高税率,着力向富人征税,促成了全球最低税率协议。国政府一方面在推行减税降费政策,另一方面在加大对逃税、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同时研究试点房地产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滞涨危机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分别试验了这两种财政政策。这个试验表明,最开始政府试图加税来增加收入、避免债务危机,增加公共用品以满足民众的诉求,但是,这种做法更可能加剧危机。

在经济萧条时,增加税收可能会陷入“债务-税收-通缩螺旋”。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曾在大萧条时提出债务-通缩螺旋,解释大萧条爆发的过程。如果将这个理论与税收结合起来,可以解释过度负债、增加税收与通货紧缩相互增加的过程,并最终导致债务危机。

风险的源头来自过度负债,这里主要指政府过度负债。当经济下滑时,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如果叠加财政扩张,债务风险加剧;政府开始设法加征税收,提高税率,追加征收强度;在经济不景气时过度征税对市场造成扭曲,打击投资信心,投资规模下降,经济进一步萎缩;经济通缩,融资环境恶化,政府信用下滑,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剧;政府设法启动第二轮加税或严厉征税……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循环,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爆发。

只是现代国家的征税权被国会掌控,政府征税的难度增加,但是,政府转而向债券市场和中央银行谋求融资,陷入“债务-货币-滞涨螺旋”,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债务危机。当经济逐渐下滑、债务风险增加,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融资,央行扩张货币为其提供便利;货币与财政(债务)扩张,引发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经济停滞,国家信用崩溃,最终爆发债务危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一些国家陷入债务困境。2009年,正值意大利大选之年,候选人做出大规模的福利承诺。但是,征税权被国会把持,铸币权又由欧洲央行掌控,意大利政府只能借钱。但是,早已债台高筑,国库亏空,消息公布后,国家信用崩盘。

大疫之年,全球主要国家大规模扩张财政与货币。如今,一些国家正在陷入债务-货币-滞涨螺旋,发达国家偏向于“胀”,新兴国家偏向于“滞”,但均滑向债务漩涡。

2022年,全球货币政策将走向紧缩周期,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大增,那将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雪崩”。

2020年底我提出流动性“拐点临近”,但是美联储对通胀容忍度超出了市场预期,长期的宽松政策也导致美国的通胀率创下了沃尔克时代以来的新高。2021年11月,美联储终于加速减码,为今年的加息预留空间。目前,英国、韩国已加息,日本、欧洲维持相对宽松政策,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早已“抢跑”。今年,美联储加息动作将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2018年美联储加速加息,联邦基金利率其实并不高,但是美股闪了腰。2020年2月,新冠疫情全球化扩散,美股出现史诗级暴跌。美联储掉转船头“无底线”救市,向金融市场注水,美股立即反弹。如今,股票和房地产的泡沫更甚,金融更脆弱,通胀率更高,政府、家庭和企业的负债率都更高。美联储的加息政策将陷入高通胀与高泡沫的两难之境。美联储渴望温和转弯,即便包容通胀下的适度加息,极度脆弱的股票泡沫以及全球房地产泡沫也可能雪崩。虽然大疫泡沫更加刚性,但通胀是终结宽松政策进而刺破泡沫的终极绣花针。

另一大“灰犀牛”是新兴国家的债务危机。2021年我撰写了《新兴国家濒临货币危机》,第一个倒下的是土耳其。土耳其陷入了债务-货币-滞涨螺旋,长期的货币扩张导致通胀和外债高企,货币与主权信用崩溃,2021年3月和12月遭遇两次股汇债三杀。新兴国家的债务危机是我们熟悉的危机,根源是新兴国家的财政扩张、货币滥发与债务失控。每当美联储进入紧缩周期,这些国家的外债负担加重,债券收益率飙升,货币贬值,资本外流,资产泡沫崩溃,爆发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

今年,我们可能重温冰川脆裂的声音。如果爆发金融危机,我们就称它为“大疫危机”吧!

中国能否在这轮可能到来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

2021年下半年,中国两次降准一次降息,预计今年上半年还将降息,维持市场流动性充裕。今年,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与美联储相背离。如果美联储加息时间晚、力度弱,中国降息的窗口期会长一些、安全边界更高。从长期来看,中国与全球主要国家一样都将进入下一轮紧缩周期。

在新兴国家中,中国的情况是特殊的。我之前说过,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是廉价劳动力与国际资本、技术转移结合—出口制造—汇率和资本管理制度—大规模的外汇—央行外汇占款发行货币—银行和利率制度—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房地产、基建和制造业三大固定投资。在这个逻辑中,外汇输入越多,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越多,房地产泡沫、债务风险也在累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一方面采取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调节基础货币,另一方面减少外汇占款的比例,采用中期借贷便利增加商业银行的债权的比例。

很多人看到,中国的外汇占款下降,再结合2021年对房地产的管控,认为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正在改变。这种判断不准确。央行减少了外汇占款,大量外汇留存在商业银行,2021年商业银行的外汇存款突破1万亿美元。但是,外汇存款对商业银行来说意味着成本。商业银行只能将外汇存款贷出去,但是外汇贷款的监管严格。商业银行只能用国债、央行票据等抵押品向央行申请贷款。近些年,在央行的资产构成中,外汇占款下降,但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增加,这种置换依然没有解决货币被动发行的问题。

回到新兴国家的债务危机。土耳其这类新兴国家是金融开放的国家,美联储一旦加息,汇率市场容易波动。如何理解这种波动?汇率波动的硬币一面是风险,另一面是在释放风险。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与之不同,美联储短期加息对汇率的影响小,但是外汇输入累积的资产泡沫和债务风险持续增加。近些年的央行资产结构调整和2021年的房地产整顿试图化解这个问题,但是还需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的底层逻辑。

2022年,全球货币政策大转弯,金融动荡不可避免,中国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债务依然是关注的重点。


03

大疫出路


疫情,犹如一面照妖镜,暴露且加剧了2008年以来全球宏观经济的种种问题。疫情,或许也是一个宏观政策纠偏的机会,至少高通胀正在终结宽松政策。想要摆脱上述两大“螺旋”,宏观经济政策要足够谨慎。在经济萧条时,宏观政策旨在使用公共信用为经济“兜底”,但是公共信用也是有限的。政府财政和央行货币的公共信用均来自税收。

当经济下滑时,合理的财政政策不是加税,而是采用相反操作,即拉弗的办法,通过减税率激活投资促进增长,进而扩大税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1980年美国里根总统实施减税政策,期间平均每年的减税额度约占每年的税收总额度的2.48%。减税力度虽不及预期,但是减税增强了投资信心和市场预期,激活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市场的流动性,最终经济增长、税基扩大。例如,减税政策规定公司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可从应纳税额中扣除,这降低了正在兴起的硅谷企业的成本,提高了投资科技创新的信心。里根执政期间,除了最艰难的1982年下滑外,每年税收均在增长,累计税收为57500亿美元。

但是,减税促进经济增长,面临两个艰难的“时滞”:

一是美国滞涨危机的首要问题是高通胀,通胀问题不解决,经济很难复苏。而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正在实施高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20%以上,牺牲了短期的就业、投资与消费。从高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到经济下滑,再到降低通胀,最后是经济复苏、就业增加,中间存在时滞。这个时滞被称为“沃尔克时刻”。

二是从减税政策实施到政府税收收入下降、赤字增加,再到刺激投资与消费增长,最后是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增加,中间也存在时滞。这个时滞可以称之为“里根时刻”。

实际上,多数政府没有耐心等待这两个“时滞”,中途便掉转船头,降低利率和增加税率,如现在土耳其的操作方式。当年的里根与沃尔克坚持下来了,共同促使美国经济在1982年第四季度后逐渐走出了十年之久的滞涨泥潭。

2021年底,中国高层会议决定延续实施三项个税优惠政策,其中就包括对年终奖税收优惠延期两年,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税收优惠延期一年。我们希望2022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利政策。

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很简单:公共资源缺乏价格机制,分配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用弗里德曼的话来说就是:“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减税就是将财富还给市场,让个人根据自由价格去配置资源,经济效率更高,可以切实提高家庭收入,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也就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疫情期间,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说过一句清醒的话:“我想重申,现在最重要的是应该是政府给钱的时候,而不是拿钱的时候。”

这时,我们更需要相信市场,而不是否定市场。大疫之下,医学家是人们容易忽视的群体,而企业家是人们特别关注的对象。当居家隔离的时候,我们最担忧的是粮食是否够吃;当因疫情失业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如何重新就业。有意思的是,越是艰难时刻,我们越需要企业与市场,却越不满于企业家。

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打击了全球供应链,财富增量下降,内卷浪潮迭起,企业家的名声迅速“资本家化”。100年前,斗争激烈的时代,熊彼特特意将企业家从资本家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创新、冒险、“私人王国”的精神。后来,熊彼特的观点经德鲁克等信众广为流传,时至今日,已无多少人理解企业家的内涵。

爱尔兰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理查德·坎蒂隆最早提出企业家的概念,他认为,企业家的功能是“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企业家如何提高资源的效率?后来的经济学家没有给出解释,直到庞巴维克的出现。庞巴维克认为,企业家是迂回生产的组织者。何为迂回生产?徒手抓鱼叫直接生产,织网捕鱼叫迂回生产。二者之间的区别是,迂回生产者需要花费时间与成本去买材料织网。好处是用网捕鱼效率更高、专业分工更精细,可能获得更高的收益;问题是需要提前拿出钱来购买原材料,还要花时间织网,承担着风险。这就需要资本支撑。

所以,企业家是利用资本组织迂回生产的人。他们拿出资本支付工人工资、银行利息、业主租金、供应商的原材料费用,买断了未来的所有收益与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资本更可能促进专业分工、技术进步,进而提高收益。但是,更多的资本投入导致边际收益率递减,进而加大投资风险。企业家就必须提高技术,创新产品,推动边际收益率曲线右移,以获取更高的收益。这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的经济学解释。

其实,企业家并不是特指福特、乔布斯这类人。从抽象的角度去定义企业家,但凡利用资本组织迂回生产的人都是企业家。如今这个世界是一个迂回生产的世界,几乎每个人都是迂回生产的组织者。我们不仅是别人迂回生产的参与者,同时自己也在组织迂回生产。农民提前拿出资本购买农药化肥农具,然后农业生产,最后承担秋收的所有收益与风险。业主提前拿出资本购买物业,然后出租物业,最后承担这笔投资的所有收益与风险。“打工人”提前拿出资本去学习与培训,然后主动就业,最后承担学习的所有收益与风险。

所以,如今的世界由无数人组织的无数迂回生产形成的网络经济,我们每一人都是企业家。资本的作用是扩张迂回生产,促进劳动分工与技术精细化。人类星辰大海的梦想需要资本海洋为支撑,发达的资本才能更大程度地扩张迂回生产,支持长周期、高风险的重大技术创新。

如今是一个全球化生存的时代,粮食、石油、芯片都是由全球供应链提供的。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国民财富与消费福利,当然也带来了全球化风险,包括金融危机与疫情危机。反过来说,全球化倒退一步都是危险的,国家冲突、粮食供应、病毒入侵的风险大大增加。全球化风险的解决办法并不是逆全球化,还在全球化之中。我们需要利用全球化的医疗技术与新冠病毒赛跑,利用全球化的资本来促进国际性的迂回生产与技术创新。

所以,相信市场,其实就是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支持企业家,其实就是支持我们自己去创造。大疫之年,经济的出路是政府减税让利,将更多的资源交给市场去配置。越是危机之境,勇气、自信与责任的品质就显得越珍贵。

当然,这并不是说税率越低越好、政府越小越好。现代政府的目标不在大或小,而是竞争与效率。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的公共用品是一个市场,政府就是提供公共用品的“公司”,税率就是公共用品的自然价格。自然价格不是某个人决定的,而是自由市场决定的。正如无数自由竞争的物业公司,物业费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哈耶克提出的竞争性政府。促进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自由流通,各国的竞争性政府实施竞争性税率,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公共用品。而竞争性税率就是最优税率,就是公共用品的自然价格。

2022年,是关键之年。疫情演变、金融风险、权力更替三大不确定性影响着未来十年甚至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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