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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困局

近期,美国共和党在州级改选中掀起红色浪潮。

爱德华·杜尔,新泽西的一位卡车司机,在新泽西议会选举中击败了民主党资深议员史蒂夫·斯威尼。这一戏剧性的反转被媒体大写特写。杜尔的选举经费只花了一百多美元,参选视频朴实、接地气,却击败了民主党大佬,还是在民主党基础良好的新泽西州。在民主党的铁盘弗吉尼亚州,民主党更是一败涂地,新任州长同样是共和党政坛新人,同时副州长、众议院也全部由共和党接管。

本轮州改选是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民意检阅,也被视为明年国会中期选举的风向标。这两个铁盘蓝州翻红,民主党整体支持率下滑明显,拜登压力猛增。如果不采取措施挽回支持率,那么民主党在明年中期选举中可能会丢掉不少席位,拜登也将成为像奥巴马一样的“坡脚鸭”总统。

拜登,做错了什么?

拜登上任不到一年,各种支出法案的甜头转化为持续高涨的通胀苦头。不仅是共和党反对,民主党内的巨大分歧已经阻碍了“拜登新政”的推进。改选中,民主党人尝试再次用“特朗普策略”拉拢选民、对立共和党人,但是这种方法似乎失效了。原来支持民主党的选民批评拜登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太左太激进,制造了经济通胀及社会混乱。

本文试图从美国州级选情出发,沿着通货膨胀-激进政策-政治选票-政治身份-意识形态的思路,分析美国的政治生态及社会思潮的演变。


1

红色浪潮


民主党为何丢掉弗吉尼亚州?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人还能否掌权国会山?

离华盛顿一河之隔的弗吉尼亚州弗州是民主党的铁盘。在本轮州长竞选中,拜登、奥巴马、哈里斯等为民主党人麦考利夫站台唱票。然而,共和党新人、曾任私募基金凯雷集团首席执行官的格伦·杨金击败了麦考利夫,成为新一届州长。

要知道,一年前的总统大选里,拜登以10%的胜率超过了特朗普,赢下了弗州。如今,不到一年后,当地选民便转换风向,政坛老将麦考利夫败给了一位新人。而且,同期改选中,弗吉尼亚副州长、司法部长以及弗州众议院全部由共和党人赢得。弗州的全面飘红也算是对拜登上任后民主党政府的表现交了一份评卷。

杨金出身于弗州郊区,他的选票中郊区选民占有很大比重。在当地颇为焦灼的教育问题上,他对“批判种族理论”的表态赢得了选票。过去几十年里,学校教职人员发展为民主党的坚实后盾,较为激进的教育理念渐渐渗透进美国公立教育体系。就批判种族理论而言,这种理念十分强调反种族主义,近几年在美学校里有较为极端的演变。譬如试图更改美国历史,追求学校里教师、学生在种族分布上数量平衡,甚至在筛选中给以差别性对待。某种程度上,暗含了另一种的种族歧视。这种激进的教育灌输令当地的白人父母感到焦虑。在弗州一县,因追求跨性别教育引发的一例厕所性侵惨案让家长震怒不已。然而,面对家长们对当前学校教育问题发出的质问,麦考利夫表态冷淡。

相比之下,杨金对“批判性种族理念”的否定赢得了当地多数中年白人女性的支持。他承诺禁止批判性种族理论,同时又与特朗普保持距离,最终以这种竞选策略赢得了选民的支持。杨金的竞选成功,似乎给共和党人打开了一个新的竞选策略,那就是利用特朗普但又与特朗普保持距离来赢得选民的信任。

民主党基础雄厚的新泽西州也发生了反转。州长选举上,民主党人菲尔·墨菲以微弱的优势胜过了共和党人,但州议会选举中,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政治素人、卡车司机爱德华·杜尔胜过了参议院议长、老牌民主党人史蒂夫·斯威尼,成为了州议员;而且,这位政坛新人在参选经费上只花了153美元。如此强烈的反差,足以说明摇摆的选民对民主党执政一年来的混乱表现不满。

不止教育,民主党尤其是党内激进派的部分典型主张都遭到了反弹。去年,因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执法造成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当时伴随着全美狂热的抗议浪潮,民主党人在国会提出了大规模改革警察系统的议案。在极端愤慨的情绪下,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考虑要取缔当地警察机构,以新成立的公共安全部代替。但是,一年过后,明市的市民公投以56%的反对否决了这项修正案。实际上,“废警”政策,让很多原本的支持者抛弃了拜登。

根据CNBC全美经济调查中的统计(10月21日发布),拜登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只有41%的公众对拜登的总统任期表示赞同,而有52%的人表示反对。这或许与新冠疫情的治理应对工作显露疲态,而引发民众长期悲观预期有关,也与几项典型事件的失败应对有关。例如,8月下旬,糟糕、混乱的阿富汗撤军被共和党指责为“西贡撤退”,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拜登在9月支持率下降到43%。

不过,选民放弃民主党一个共同的理由是,拜登上台不到一年来的政策太左太极端,太讨好激进派和进步派,民主党的建制派和温和派非常不满,而共和党和中间派选民,更是担心这种政策会引发极端混乱。

去年,代表建制派和温和派利益的拜登,启用亲激进派、进步派的竞选策略,最大限度地团结民主党的支持者联合抵制特朗普,最终赢得了总统席位。但拜登的政治基础并不牢靠,拜登能胜选有疫情和邮寄选票“相助”,另外就是竞争对手特朗普太特殊。

当特朗普下去后,这种松散的政治联盟迅速分裂当前民主党在参议院对共和党仅有微弱席位优势,要想国会通过提案,必须得到全数民主党人的支持。而民主党激进派、进步派和温和派、建制派,在税收、福利、气候上存在极大的分歧。

8月,民主党人在国会推进了3.5万亿美元“重建更好”法案,预算支出覆盖家庭、气候、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就业几大领域。这法案是由进步派的重要人物伯尼·桑德斯撰写,是进步派和激进派的主要诉求之一,其中带有明显左派特色的提案譬如发展清洁能源、扩大医保福利范围。

但是,乔什·戈特海默为首的9名温和派众议员公开反对。他们认为,该法案过度倾向于进步派和激进派,同时,应该考虑共和党的支持,循序渐进,先通过基建法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得不妥协,承诺基建法案将于9月27日之前完成投票。近期,两党通过了基建法案,更大规模的社会支出法案被推后。这是拜登为了团结温和派的一种妥协。但是,接下来1.75万亿美元的社会支出法案,将扩大医保福利等部分删减,这又引起了激进派的不满。

拜登无法搞定民主党内部纷乱复杂的派系以及利益分歧。当意识形态和政治操弄退潮后,选民逐渐更加理性地看待拜登以及民主党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中间派人士放弃了民主党,远离激进派和进步派。据《今日美国》和美国萨福克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进步派代表、副总统哈里斯的支持率仅有28%,不支持则高达51%。这个数据让哈里斯成为历史上支持率最低的副总统。


2

通胀经济


在美国,经济永远是最重要的竞选主题。意识形态左转和民主党内部分歧,拜登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但是糟糕的经济,对拜登和民主党来说是致命的。

11月10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10月CPI数据连续第17个月上涨,10月CPI同比上涨6.2%,创下30余年来新高。

归根究底,通胀是货币现象,而非成本现象。拜登激进财政与货币的政策扭曲了供需与价格,是通胀的罪魁祸首。

在供给端:由于全球疫情泛滥,能源供应紧张,拜登还打击传统化石能源,停掉了页岩气补贴,限制新的油井开发,以气候变化为名大量补贴新能源势力。但是,新能源势力不堪大任,导致能源供应青黄不接,石油、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飙升,进一步抬高了商品价格。有意思的是,拜登指责石油商操控了油价,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进行行业调查。这种套路颇为熟悉,试图严格政治干涉的错误。

另外,大量的家庭补贴推迟了就业,突破底线的福利政策抑制了劳动力供给,这导致美国劳动力短缺。

在需求端:拜登大规模扩张财政,给予家庭大量的补贴,在就业低迷的情况下人为地制造了旺盛的需求。全球供应链原本处于紧张状态,需求端的强刺激引供求失衡,问题集中在供应链上爆发。

下面围绕着供应链危机来分析。

10月底,美国最终爆发了供应链危机,港口大拥堵,超市部分商品缺货。我们知道,计划经济因为价格无法自由伸张而出现短期,如今自由市场发达的美国,居然也出现短期。其实,原因是一致的。

美国供应链危机和商品短缺的原因在于,自由价格和供需两端的扭曲。拜登上台后签署的新冠疫情纾困支出法案,直接以现金资助发放补贴,刺激了人们的需求。然而,美国的供应能力受疫情限制,只能依赖于大规模的进口,这直接导致美国进出口吞吐量严重失衡。

今年以来,德国、英国等国家的进出口吞吐量都趋于平衡,但美国的失衡越来越严重,如今进口集装箱是出口集装箱的五倍。如此,大量轮船和集装箱到港,不少货轮空船返航,很多集装箱滞留在美国港口。按照美国当地法律,集装箱不能堆高,加上卡车和卸货工人不足,港口腹地被集装箱堵死。货船和集装箱的周转率下降导致全球海运效率下滑。

这一系列事件中有两个短缺:一个是全球性的,海上运力也存在短缺;一个是美国国内,即运输汽车与卸货工人短缺。

美国劳工部数据,7月仓库行业出现49万个职位空缺,8月美国约有430万人辞职,这些数字均创纪录。满负荷工作之下,美国东海岸第二大集装箱港口萨凡纳港仍滞留了近8万个集装箱。正常来说,运输车辆、工人短缺,工人市场工资抬高,但是工人为何不工作了?

劳工部数据显示,9月份辞职人数创新高,达到了443万人,零售、餐饮与酒店行业是重灾区。很显然,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存在不平衡。这与拜登上任以来的财政补贴不无关系。实际上,拜登在福利救济法案上已经打破了民主党同胞克林顿改革的底线。“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政治表态,也将美国经济推向了更暗地带。

上任后,拜登签署了第一个法案:1.9万亿美元新冠纾困法案。其中包括了家庭现金资助、失业救济金升级、租房与住房援助、教育援助、儿童税收抵免升级等。其中,家庭现金资助直接向家庭进行经济救助,个人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或家庭低于15万美元将会收到个人700美元的现金;而且该法案为每周失业救济金增加300美元额外福利,扩大失业救济范围并将适用时间延长至9月6日。儿童税收抵免则在过往的基础上,从减免2000美元(一个孩子的标准)税收额提高到3000美元(一个孩子的标准),而且拜登免去了对家庭年收入达到1.5万美元的要求。这意味着,一个没有收入的三孩家庭可以从中获得高达9000美元的退税。

取消福利救济的门槛,推动无劳动家庭收入,这种福利救济的阀门大开必然会滋生福利依赖,对市场激励机制产生负作用。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拜登的福利政策甚至突破了民主党作为一个福利主义政党的传统底线。

90年代,民主党人克林顿上任后开始向选民兑现社会福利改革的承诺。1996年,克林顿签署《个人责任和就业机会协调》法案,这一法案从理念和执行制度上对社会福利进行改革,敲定了一种基调。它体现在,克林顿提出的改革理念是“从救济到工作”,即引导劳动力走入就业市场以终结贫困。法案还否定了过往的无限制救济,缩短贫困家庭福利救济时间,譬如不超过五年,再如将接收职业培训和推荐工作作为前提条件。法案的实施,也引导了贫困者将责任部分归因于个体的社会思潮回流。

福利制度改革实行后,适逢美国经济转入复苏期,福利改革和服务措施为劳动力市场培育了基础,1998年,在救济-就业效果较好的州譬如威斯康星州,超过50%的救济领取者开始工作,而且接受救济的贫困人口比例逐年下降。在前半个90年代里,1990-94年领取救济人口增加24%,占总人口比例升至5.5%;而1995年后,这一比例不断下降,1995-2000年下降了57.6%,占总人口比例降至2.1%。【1】

如今拜登无底线的福利被视为终结了民主党人克林顿的福利传统。政治家采用政治姿态来取悦选民,但是法案推动导致的思潮倒流却难以挽回。短期内,底层劳动力们挥霍着福利救济,但是假以时日,拜登法案的“结果不公平”会被暴露。

拜登政府大规模财政与货币刺激的激进政策,以及突破底线的福利政策,最终酿成了经济学家早已警告的结果:通胀,如果还有更遭,那就是滞涨危机。拜登不计通胀后果依然推行更大规模的社会支出法案。共和党人一致反对这项法案,认为这是一项不计后果的法案,将通过新的税收和大规模支出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从而损害经济。

可见,通胀背后是拜登的激进政策,而激进政策背后是政治选票,即民主党激进派和进步派的支持者。下面,我们沿着政治身份的方向继续探索。


3

身份政治


实际上,通胀反而容易掩盖美国当前复杂利益斗争与的政治分歧。如今,拜登困在美国严重分化与对立的政治格局之中。学者福山在《身份政治》一书中将美国以身份政治划分的众多政治派别定义为“新部落主义”。

从威尔逊时期到小罗斯福时期,民主党的势力得到扩张,美国政治呈现稳定的两党分化格局。但各自党内的分化并不严重,共和党主要是保守派,民主党主要是进步派。

二战后,几位民主党总统领袖不断在民主民权上开疆拓域。60年代,民权、女权、学生运动层出不穷,呐喊追求“平等、自由”的社会思潮影响深远。1964年肯尼迪签署《民权法案》,作为民权运动胜利的一个里程碑。但随之,民主党相对于共和党的区别强化,顺势以此为理念旗帜,渗透到了更多民众心中。但分裂也随之扩大,进步派的意识形态更加左转。

7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力量、投资银行势力、新移民与全球化势力迅速崛起,加大了美国的政治分化。克林顿在任期间实现了财政赤字转盈,全面削减政府开支、增税,但大力支持高新科技发展。90年代,信息化革命正处于蓬勃新发之际,而克林顿政府的大力投资、财政补贴则提供了沃土,也从此笼络了这批科技新贵和金融新贵。

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进一步加剧了内部分化,最得利的是科技新贵和金融新贵,他们享受着货币超发的红利。现如今,科技势力包括互联网媒体、投资银行及跨国公司,这群建制派成为民主党内最强大、离最高权力最近的核心圈层。但是,货币超发加剧了贫富分化,掠夺了穷人的财富,进步派分裂出极左的激进派,以桑德斯为代表。当然,除此之外,激进派还包括意识形态上的极端环保主义者、黑人,以及部分少数裔、移民者、媒体人、知识分子及技术极客。

至此,民主党内建制派、温和派、进步派、激进派看似在一条绳子上,但实质已经分化,是一个极为松散的利益相互冲突的政治联盟。他们各自以利益捆绑或意识形态宣扬吸引了美国不同的群体加入其中。而党内代表“极左”的激进派与另一端的建制派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上相差最远。

我们再看共和党。

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是一个成分更简单、更加团结和高效的党派。长久以来,传统金融、工商业势力以及中产阶级是共和党的稳定票仓。共和党的主要意识形态是保守主义,经常被称为保守派。里根改革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胜利。

但是,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消除,身份政治崛起,共和党内也出现了分化,新保守派崛起。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提出了全球新秩序,追求新目标“全球和平与安全”,同时提出“华盛顿共识”。进入千禧年,小布什高举着“新保守主义之父”列奥·施特劳斯的大旗,为反恐战争树立正义性——“民主军库里最有力的武器是我们造物者写入人类内心的对自由的渴望。只要我们继续忠于我们的理想,我们就能打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极端主义分子”。

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与保守主义不同,新保守主义带有明显的世界主义色彩,意识形态似乎有偏左的成分。背后的原因是全球化以及跨国企业势力。

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更加深入,俄罗斯、中国、印度等一些新兴国家加入其中。共和党传统工商业势力、传统商业银行势力,如沃尔玛、通用汽车、花旗银行,快速进入新兴市场,成为强大的跨国巨头。共和党最具实力的支持者,他们开始更加关注在全球的利益,需要跳出原来保守主义的框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共和党的传统工商业、传统商业银行以及跨国企业,与民主党的新兴科技势力、新兴投资银行以及跨国企业,一样都享受着货币超发的红利。其实,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形成了一股最为强大的派别,那就是建制派。民主党以克林顿家族为代表,共和党以布什家族为代表。苏联解体至今30多年时间,除了特朗普执政4年,这两个家族及其建制派完全主导了白宫。

但是,货币超发、扭曲的全球化秩序以及建制派主导的世界,同样分化了共和党,严重打击了共和党传统支持者——本土中小企业、中产阶级以及蓝领工人。货币超发洗劫了这部分的财富加剧了贫富分化,一群中产阶级出现了塌缩。同时,在失衡的全球化秩序下,跨国公司在全球逐利,寻求政治保护和经济垄断的红利,但是本土中小企业和蓝领工人只能在原地破产和失业。这是“资本全球流动、劳动被限制流动”的秩序的恶果。这部分群体从保守派中分离出来,意识形态上往右转,成为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被特朗普所领导,被称为特朗普主义者。

现在,用三角格局恰恰能理解特朗普之于美国政治。特朗普最广泛的那部分群众基础,正是共和党被边缘化的蓝领工人、农民、本地中小企业主、白人及基督教徒,他们认同传统的美国社会价值观,强烈反对移民、在意识形态上与民主党尤其是激进派针锋相对,在经济利益上被共和党人剥夺,而特朗普一声令下,各种极端、非理性的政策却迅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特朗普上台后,共和党的分化也彻底暴露,出现了建制派、新保守派、保守派和特朗普主义者。

拜登困局插图

过去,两党、左右意识形态是分析美国政治的基本框架,但是如今这个分析逻辑行不通了,美国的政治生态已经改变:从单一派别分化为以身份政治为核心的多派别;从两党平行线竞争演变为三角结构斗争。这就是美国全新的政治生态。

在这个权力结构的金字塔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弱、分歧更小,利益更加趋同,更关注全球化和资本利益;而三角结构的两边,分别是共和党的极右和民主党的极左,他们的政治身份明显,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冲突严重;三角结构的三个点,他们之间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分歧最大。

作为三角格局的极右,特朗普显然不被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建制派支持;民主党激进派更不会支持他。在这种三角格局下,拜登被送上总统席位,不过随后也陷入了如今党内党外的尴尬困境。拜登同样困在被政治身份分裂的三角政治生态之中,这就是拜登的难题。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民众对国家身份的认同不如传统民族国家。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尚还能团结不同利益、种族、地区和宗教信仰的民众。但是,冷战终结后,国家身份逐渐被政治身份替代。

“就美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白人和少数族裔给两大政党投票的比例大体接近,但是,到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90%的黑人、63%的西裔、67%的亚裔投票给了民主党,而56%的白人投给了共和党,两大政党的种族色彩清晰可见。【2】”

扭曲的全球化和糟糕的货币政策加速了利益分化,民众更加以政治身份的方式来寻求利益的保护。每个人都试图以政治身份来获得支持,以政治正确来建立合法性,保护和获取更大的利益。“黑命贵”运动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身份运动。

正如狂热的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吸引最多眼光,三角格局的三个极点总会成为讨论热点。他们的声音最大,但是,未必人数最多。在三角格局的中间区域,仍然有众多处于中间的人群,他们在乎疫情、收入、社会稳定和安全。现实的角度来看,谁能够搞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更多更稳定的支持。

经济不过是最务实的临时方案,美国学者试图找到根本出路,即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可以打破政治身份的割裂让美国更加团结。新保守主义者提出回归到国家身份认同上,以抵御民主党的世界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引发的社会混乱和分裂,但是他们断然不能接受特朗普主义主张的“美国优先”。

其实,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哈耶克主张的建立在自由选择与规则协商之上的“开放性社会”。开放性社会的意识形态,既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政治身份,而是社会契约——在税收、货币、全球化三个方面更加公平的社会契约。

最后,分析美国的问题,无关他国之好坏与强弱。

参考文献:

【1】从救济到工作,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及启示,信长星,中国就业;

【2】身份政治,弗朗西斯·福山,刘芳译,中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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